在津浦路上，一列火车正在自南向北告辞江苏，向山东地界的第一个车站－－临城飞奔。
这列火车有个特别的名字蓝钢皮，它是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玉麟，花大价钱从美国购买的豪华列车，车厢由全钢打造，车身涂着蓝漆，故而得名。
在距离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的发祥地）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火车司机突然发觉前面的钢轨被人卸掉了一段。害怕之余，司机紧急刹车，但为时已晚，剧烈的摩擦声、撞击声，夹杂着被惊醒旅客的尖叫声，划破了沉疾的夜空。巨大的惯性，让“蓝钢皮”快车的第406号机车、第2713号邮车、第4405和4406号三等车出轨倾覆。就在旅客们惊魂未定之际，一群土匪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闯入车厢，并无差别的开枪射击，恐惧的气氛瞬间布满整个车厢，匪徒们在蓝钢皮上肆无忌惮的洗劫，不但乘客们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就连车上的床单被子，灯泡等物件也被搜刮，
拔出贴身携带的护身手枪，想要抵抗，被一枪击碎天灵盖，乘客们顿时吓的抱做一团。
虽然有人，但众人仍以为，歹徒的目的仅仅是求财而已，可是没有想到抢劫完财物之后，这伙人才道出了此行的更大目的，他们要将一等车厢上的60多名乘客全部带走。
案发后，负责驻防临城车站的营长万博龙奉命率部追击，彼时劫匪们带着人质还没有逃远很快就被万博龙追上，双方展开激烈枪战，但不久啊万就发觉情况不妙。
绑匪们将数十名人质推到前方做挡箭牌，而且这些人还都全部是外国人，这下万伯龙傻眼了，为了幸免误杀人质，他立刻下令停止射击，眼睁睁的看着匪徒们
抱犊崮属于沂蒙山区，主峰位于苍山县下村乡境内，海拔584米，为鲁南第一高峰，位列“沂蒙72崮”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崮”
崮顶土地肥沃，有良田数十亩，半山腰有数十个山洞，这里曾经是洞天福地，相传东晋道家葛洪弃官以后，抱了一条小牛犊上崮顶隐居，被皇帝敕封为抱犊真人，抱犊崮由此得名。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将该事件详细记录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让我们得以清楚的了解100年前的这起世纪大案
绑架案发生后，中外各界震惊，5月7日至9日英美法裔比利时五国公使继续向北洋政府施压，要求其在5月12日之前安全挽救全部被虏侨民，否则每超过24小时便将加倍索要巨额赔款，并将在必要时共同接管中国铁路。
美国甚至要动用驻扎在中国的部队，前往武力挽救，在没有正真获得其他几个国家的支持下只好放弃。
于是，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人先后到达。
那么绑架人质的一众匪徒究竟是何许人，他们作案的目的是单纯求财，还是另有打算呢
他们家有良田300多亩，房屋数十间，牛马成群，还开过酒店、油坊，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纷乱年代，一切都是变数，饥寒交迫的百姓为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孙家树大招风，成了很多劫匪眼里的肥肉，经常受到土匪的打劫；而围剿土匪的官兵不但不帮助消灭土匪，比土匪还土匪，官兵忙还常常以孙家通匪为名，多次敲诈勒索。
1919年12月，一群土匪闯进付庄乡的孙家，把孙家父母绑架到山上，孙父被土匪威逼、折磨致死，孙母因惊吓过度而精神失常。
孙美珠、孙美瑶去官府报案，他们却狮子大开口，敲诈了大笔钱财，却迟迟不见出兵。
眼见大仇未报，次年清明节，上完坟后，兄弟几个借酒消愁，孙美珠仰天长叹：“这是什么世道啊？与其这样两头受气，还不如拉起队伍自己干！”
孙美瑶一拍大腿，立刻响应：“大哥说得对，人活一世，早晚都得死。梁山泊能起兵，我们为何不大干一场。”
就这样，孙氏兄弟分头卖掉田产，牛马送给众乡亲，买了一批，上了抱犊崮。
孙家兄弟扯起造反大旗后，周围大小土匪，纷纷前来投靠，不长时间，孙美珠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就拥有了三四千人马。
后来，在一次与官兵的战争中，孙美珠，孙美瑶被众人推举为“大当家”。
1923年，孙美瑶年仅25岁，正是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于是，他就来了一票大的，劫了火车，扣留了外国人质，他明白，只要干得越大，就越有资本给官方叫板、谈判。
剿抚总司令郑士琦到达枣庄后，下令官兵严密封锁一切交通要道，但不许轻易进攻，因外国公使一再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保护人质安全。他遂召集滕、峄二县乡绅，要求他们出面与土匪进行交涉。在官方的一再恳求之下，乡绅们推举滕县青帮“大”字辈党金元和峄县青帮“大”字辈李炳章进山与土匪
接洽，这些乡绅当然和土匪有干丝万缕的联系，但谁也不愿给官府提供“通匪”、“资匪”的证据，官方为此说尽了好话。党、李二人遂择日进山，告诉众匪首:“你们这次祸闯大了，外国兵舰已开到南京，听说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地方上可要遭殃。官府也十分着急，官军认为丢了面子，准备强攻，望诸位为乡里想一想，众匪首闻言都很紧张，二人趁机进一步劝说: 我们看现在不如与官府接洽，趁机招安，图个功名，也不枉混了这么多年，也给官方一个台级可下，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孙美瑶率众匪劫车，原是无路可走，想借此机会挟制官府，趁机招安受编，因此听了党、李二人话后，众匪首又经过一番商量，提出:“要谈判官军必须后撤解围，谈判要有洋人和本地绅士参加，以做证人。”党、李二人大喜，即下山向官方交差。
北京政府和绑匪方面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5月15日，谈判地点是中兴煤矿公司，官方是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几个条件：
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都可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原先匪方鉴于以往官方曾有过背盟杀降的事情，民国8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咎既往为条件，收编一支匪军，后来匪首17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补充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谈判成功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情愿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
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打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劝他们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们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来是看喧哗的，他每天坐在“花车”上玩雀牌，根本未过问所有的事情，只拣了一个好时间打出那个美丽的电报，当他接到北京“劝阻”的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回返北京。
1923年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却变了卦，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所签订的和平条件，宣称必须政府军完全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条件。
孙美瑶的变卦是因为看准了官方还会让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签订的和约。这一来，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继续谈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县、邹县、峄县为他们的势力范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
匪方条件越提越苛，谈判便无法达成协议，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各方的怨责交集于北京政府。
既然谈不拢，1923年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述职，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主张“剿”，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可是这个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团担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强烈表示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力持异议。田中玉乃亲赴保定谒曹，密告并非真的剿匪，只是由于匪窟情形很困难，外强中干，政府宣布剿匪不过是表面的恐吓，实际则是“明剿暗抚”，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谈判破裂后，果线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期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却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竟也不讲信用，何况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驰名的“勇士”！
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将西俘三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先抱犊崮在地势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两英亩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攀附而上的必须紧抓木桩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饲养，因此有“抱犊”之名。山顶周围掘有壕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三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样。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五岁至八岁不等，匪方视同废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一个个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
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才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慨，一致责备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真是毫无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牵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第一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指示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第一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复原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一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去了。
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主要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慧，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
临城劫车案惊动了中外，无意间使陈调元出了名。陈调元是徐海镇守使，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干他的事，后来因为田中玉等颟顸无能，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齐燮元派人去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那时陈调元年纪还比较轻，人也没有长得像后来那样肥胖，性格爽朗，头脑灵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惯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他到枣庄之后，和孙桂枝、周天伦等几个匪首一谈，便立刻得到了他们的好感。既然之间不能谈得拢的原因主要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情愿“入地狱”的官员。陈调元到了临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大方地拍拍胸膛，情愿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
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第一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需要过多的担心。陈到了山上，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谨，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了不得。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连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招待，实际就是留着作抵押。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原因。陈调元立刻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膊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怀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
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指示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尽力拉拢，显得很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
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步烟消云散。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同意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1923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牵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样一个时间段，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有些文化的他，此刻一定在嘲笑北宋被招安的宋江，把一副好牌打烂，就怨没把握好机会。
起初的800里梁山泊，也具备得天独厚的地利位置，可怎么能比得上自己的抱犊崮呢？
就在孙美瑶高兴地享受自己“绑票”带来的红利时，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已经被别人惦记上了。
“绑票事件”让山东督办田中玉颜面尽失，他把孙美瑶当成了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不过，他知道这种事不能来硬的，因为此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要是敢直接黑掉孙美瑶的话，对自己的名誉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孙美瑶收到邀请，也考虑到安全问题，不过他认为有协议可据，又有中外多位高官、名流担保，自己手握重兵，官方不可能自食其言，况且，张培荣又是他新近结拜的师傅。
在张培荣摆的鸿门宴上，孙美瑶被张培荣的手下枪杀，二十多名营以上的军官全部被处死。
事后，张培荣把孙美瑶的头颅割了下来，送到省城济南，被田中玉放在山东省博物馆公开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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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浦路上，一列火车正在自南向北告辞江苏，向山东地界的第一个车站－－临城飞奔。
这列火车有个特别的名字蓝钢皮，它是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玉麟，花大价钱从美国购买的豪华列车，车厢由全钢打造，车身涂着蓝漆，故而得名。
在距离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的发祥地）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火车司机突然发觉前面的钢轨被人卸掉了一段。害怕之余，司机紧急刹车，但为时已晚，剧烈的摩擦声、撞击声，夹杂着被惊醒旅客的尖叫声，划破了沉疾的夜空。巨大的惯性，让“蓝钢皮”快车的第406号机车、第2713号邮车、第4405和4406号三等车出轨倾覆。就在旅客们惊魂未定之际，一群土匪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闯入车厢，并无差别的开枪射击，恐惧的气氛瞬间布满整个车厢，匪徒们在蓝钢皮上肆无忌惮的洗劫，不但乘客们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就连车上的床单被子，灯泡等物件也被搜刮，
拔出贴身携带的护身手枪，想要抵抗，被一枪击碎天灵盖，乘客们顿时吓的抱做一团。
虽然有人，但众人仍以为，歹徒的目的仅仅是求财而已，可是没有想到抢劫完财物之后，这伙人才道出了此行的更大目的，他们要将一等车厢上的60多名乘客全部带走。
案发后，负责驻防临城车站的营长万博龙奉命率部追击，彼时劫匪们带着人质还没有逃远很快就被万博龙追上，双方展开激烈枪战，但不久啊万就发觉情况不妙。
绑匪们将数十名人质推到前方做挡箭牌，而且这些人还都全部是外国人，这下万伯龙傻眼了，为了幸免误杀人质，他立刻下令停止射击，眼睁睁的看着匪徒们
抱犊崮属于沂蒙山区，主峰位于苍山县下村乡境内，海拔584米，为鲁南第一高峰，位列“沂蒙72崮”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崮”
崮顶土地肥沃，有良田数十亩，半山腰有数十个山洞，这里曾经是洞天福地，相传东晋道家葛洪弃官以后，抱了一条小牛犊上崮顶隐居，被皇帝敕封为抱犊真人，抱犊崮由此得名。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将该事件详细记录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让我们得以清楚的了解100年前的这起世纪大案
绑架案发生后，中外各界震惊，5月7日至9日英美法裔比利时五国公使继续向北洋政府施压，要求其在5月12日之前安全挽救全部被虏侨民，否则每超过24小时便将加倍索要巨额赔款，并将在必要时共同接管中国铁路。
美国甚至要动用驻扎在中国的部队，前往武力挽救，在没有正真获得其他几个国家的支持下只好放弃。
于是，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人先后到达。
那么绑架人质的一众匪徒究竟是何许人，他们作案的目的是单纯求财，还是另有打算呢
他们家有良田300多亩，房屋数十间，牛马成群，还开过酒店、油坊，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纷乱年代，一切都是变数，饥寒交迫的百姓为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孙家树大招风，成了很多劫匪眼里的肥肉，经常受到土匪的打劫；而围剿土匪的官兵不但不帮助消灭土匪，比土匪还土匪，官兵忙还常常以孙家通匪为名，多次敲诈勒索。
1919年12月，一群土匪闯进付庄乡的孙家，把孙家父母绑架到山上，孙父被土匪威逼、折磨致死，孙母因惊吓过度而精神失常。
孙美珠、孙美瑶去官府报案，他们却狮子大开口，敲诈了大笔钱财，却迟迟不见出兵。
眼见大仇未报，次年清明节，上完坟后，兄弟几个借酒消愁，孙美珠仰天长叹：“这是什么世道啊？与其这样两头受气，还不如拉起队伍自己干！”
孙美瑶一拍大腿，立刻响应：“大哥说得对，人活一世，早晚都得死。梁山泊能起兵，我们为何不大干一场。”
就这样，孙氏兄弟分头卖掉田产，牛马送给众乡亲，买了一批，上了抱犊崮。
孙家兄弟扯起造反大旗后，周围大小土匪，纷纷前来投靠，不长时间，孙美珠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就拥有了三四千人马。
后来，在一次与官兵的战争中，孙美珠，孙美瑶被众人推举为“大当家”。
1923年，孙美瑶年仅25岁，正是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于是，他就来了一票大的，劫了火车，扣留了外国人质，他明白，只要干得越大，就越有资本给官方叫板、谈判。
剿抚总司令郑士琦到达枣庄后，下令官兵严密封锁一切交通要道，但不许轻易进攻，因外国公使一再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保护人质安全。他遂召集滕、峄二县乡绅，要求他们出面与土匪进行交涉。在官方的一再恳求之下，乡绅们推举滕县青帮“大”字辈党金元和峄县青帮“大”字辈李炳章进山与土匪
接洽，这些乡绅当然和土匪有干丝万缕的联系，但谁也不愿给官府提供“通匪”、“资匪”的证据，官方为此说尽了好话。党、李二人遂择日进山，告诉众匪首:“你们这次祸闯大了，外国兵舰已开到南京，听说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地方上可要遭殃。官府也十分着急，官军认为丢了面子，准备强攻，望诸位为乡里想一想，众匪首闻言都很紧张，二人趁机进一步劝说: 我们看现在不如与官府接洽，趁机招安，图个功名，也不枉混了这么多年，也给官方一个台级可下，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孙美瑶率众匪劫车，原是无路可走，想借此机会挟制官府，趁机招安受编，因此听了党、李二人话后，众匪首又经过一番商量，提出:“要谈判官军必须后撤解围，谈判要有洋人和本地绅士参加，以做证人。”党、李二人大喜，即下山向官方交差。
北京政府和绑匪方面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5月15日，谈判地点是中兴煤矿公司，官方是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几个条件：
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都可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原先匪方鉴于以往官方曾有过背盟杀降的事情，民国8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咎既往为条件，收编一支匪军，后来匪首17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补充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谈判成功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情愿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
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打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劝他们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们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来是看喧哗的，他每天坐在“花车”上玩雀牌，根本未过问所有的事情，只拣了一个好时间打出那个美丽的电报，当他接到北京“劝阻”的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回返北京。
1923年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却变了卦，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所签订的和平条件，宣称必须政府军完全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条件。
孙美瑶的变卦是因为看准了官方还会让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签订的和约。这一来，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继续谈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县、邹县、峄县为他们的势力范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
匪方条件越提越苛，谈判便无法达成协议，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各方的怨责交集于北京政府。
既然谈不拢，1923年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述职，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主张“剿”，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可是这个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团担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强烈表示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力持异议。田中玉乃亲赴保定谒曹，密告并非真的剿匪，只是由于匪窟情形很困难，外强中干，政府宣布剿匪不过是表面的恐吓，实际则是“明剿暗抚”，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谈判破裂后，果线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期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却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竟也不讲信用，何况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驰名的“勇士”！
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将西俘三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先抱犊崮在地势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两英亩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攀附而上的必须紧抓木桩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饲养，因此有“抱犊”之名。山顶周围掘有壕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三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样。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五岁至八岁不等，匪方视同废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一个个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
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才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慨，一致责备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真是毫无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牵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第一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指示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第一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复原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一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去了。
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主要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慧，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
临城劫车案惊动了中外，无意间使陈调元出了名。陈调元是徐海镇守使，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干他的事，后来因为田中玉等颟顸无能，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齐燮元派人去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那时陈调元年纪还比较轻，人也没有长得像后来那样肥胖，性格爽朗，头脑灵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惯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他到枣庄之后，和孙桂枝、周天伦等几个匪首一谈，便立刻得到了他们的好感。既然之间不能谈得拢的原因主要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情愿“入地狱”的官员。陈调元到了临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大方地拍拍胸膛，情愿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
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第一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需要过多的担心。陈到了山上，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谨，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了不得。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连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招待，实际就是留着作抵押。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原因。陈调元立刻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膊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怀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
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指示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尽力拉拢，显得很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
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步烟消云散。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同意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1923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牵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样一个时间段，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有些文化的他，此刻一定在嘲笑北宋被招安的宋江，把一副好牌打烂，就怨没把握好机会。
起初的800里梁山泊，也具备得天独厚的地利位置，可怎么能比得上自己的抱犊崮呢？
就在孙美瑶高兴地享受自己“绑票”带来的红利时，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已经被别人惦记上了。
“绑票事件”让山东督办田中玉颜面尽失，他把孙美瑶当成了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不过，他知道这种事不能来硬的，因为此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要是敢直接黑掉孙美瑶的话，对自己的名誉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孙美瑶收到邀请，也考虑到安全问题，不过他认为有协议可据，又有中外多位高官、名流担保，自己手握重兵，官方不可能自食其言，况且，张培荣又是他新近结拜的师傅。
在张培荣摆的鸿门宴上，孙美瑶被张培荣的手下枪杀，二十多名营以上的军官全部被处死。
事后，张培荣把孙美瑶的头颅割了下来，送到省城济南，被田中玉放在山东省博物馆公开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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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津浦路上，一列火车正在自南向北告辞江苏，向山东地界的第一个车站－－临城飞奔。
这列火车有个特别的名字蓝钢皮，它是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吴玉麟，花大价钱从美国购买的豪华列车，车厢由全钢打造，车身涂着蓝漆，故而得名。
在距离临城（今山东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的发祥地）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火车司机突然发觉前面的钢轨被人卸掉了一段。害怕之余，司机紧急刹车，但为时已晚，剧烈的摩擦声、撞击声，夹杂着被惊醒旅客的尖叫声，划破了沉疾的夜空。巨大的惯性，让“蓝钢皮”快车的第406号机车、第2713号邮车、第4405和4406号三等车出轨倾覆。就在旅客们惊魂未定之际，一群土匪从四面八方蜂拥而上，闯入车厢，并无差别的开枪射击，恐惧的气氛瞬间布满整个车厢，匪徒们在蓝钢皮上肆无忌惮的洗劫，不但乘客们的钱财被洗劫一空，就连车上的床单被子，灯泡等物件也被搜刮，
拔出贴身携带的护身手枪，想要抵抗，被一枪击碎天灵盖，乘客们顿时吓的抱做一团。
虽然有人，但众人仍以为，歹徒的目的仅仅是求财而已，可是没有想到抢劫完财物之后，这伙人才道出了此行的更大目的，他们要将一等车厢上的60多名乘客全部带走。
案发后，负责驻防临城车站的营长万博龙奉命率部追击，彼时劫匪们带着人质还没有逃远很快就被万博龙追上，双方展开激烈枪战，但不久啊万就发觉情况不妙。
绑匪们将数十名人质推到前方做挡箭牌，而且这些人还都全部是外国人，这下万伯龙傻眼了，为了幸免误杀人质，他立刻下令停止射击，眼睁睁的看着匪徒们
抱犊崮属于沂蒙山区，主峰位于苍山县下村乡境内，海拔584米，为鲁南第一高峰，位列“沂蒙72崮”之首，被誉为“天下第一崮”
崮顶土地肥沃，有良田数十亩，半山腰有数十个山洞，这里曾经是洞天福地，相传东晋道家葛洪弃官以后，抱了一条小牛犊上崮顶隐居，被皇帝敕封为抱犊真人，抱犊崮由此得名。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将该事件详细记录在了自己的回忆录中，让我们得以清楚的了解100年前的这起世纪大案
绑架案发生后，中外各界震惊，5月7日至9日英美法裔比利时五国公使继续向北洋政府施压，要求其在5月12日之前安全挽救全部被虏侨民，否则每超过24小时便将加倍索要巨额赔款，并将在必要时共同接管中国铁路。
美国甚至要动用驻扎在中国的部队，前往武力挽救，在没有正真获得其他几个国家的支持下只好放弃。
于是，山东督军田中玉、山东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人先后到达。
那么绑架人质的一众匪徒究竟是何许人，他们作案的目的是单纯求财，还是另有打算呢
他们家有良田300多亩，房屋数十间，牛马成群，还开过酒店、油坊，小日子过得很滋润。
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纷乱年代，一切都是变数，饥寒交迫的百姓为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落草为寇。
孙家树大招风，成了很多劫匪眼里的肥肉，经常受到土匪的打劫；而围剿土匪的官兵不但不帮助消灭土匪，比土匪还土匪，官兵忙还常常以孙家通匪为名，多次敲诈勒索。
1919年12月，一群土匪闯进付庄乡的孙家，把孙家父母绑架到山上，孙父被土匪威逼、折磨致死，孙母因惊吓过度而精神失常。
孙美珠、孙美瑶去官府报案，他们却狮子大开口，敲诈了大笔钱财，却迟迟不见出兵。
眼见大仇未报，次年清明节，上完坟后，兄弟几个借酒消愁，孙美珠仰天长叹：“这是什么世道啊？与其这样两头受气，还不如拉起队伍自己干！”
孙美瑶一拍大腿，立刻响应：“大哥说得对，人活一世，早晚都得死。梁山泊能起兵，我们为何不大干一场。”
就这样，孙氏兄弟分头卖掉田产，牛马送给众乡亲，买了一批，上了抱犊崮。
孙家兄弟扯起造反大旗后，周围大小土匪，纷纷前来投靠，不长时间，孙美珠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就拥有了三四千人马。
后来，在一次与官兵的战争中，孙美珠，孙美瑶被众人推举为“大当家”。
1923年，孙美瑶年仅25岁，正是人生最好的青春年华，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
于是，他就来了一票大的，劫了火车，扣留了外国人质，他明白，只要干得越大，就越有资本给官方叫板、谈判。
剿抚总司令郑士琦到达枣庄后，下令官兵严密封锁一切交通要道，但不许轻易进攻，因外国公使一再给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保护人质安全。他遂召集滕、峄二县乡绅，要求他们出面与土匪进行交涉。在官方的一再恳求之下，乡绅们推举滕县青帮“大”字辈党金元和峄县青帮“大”字辈李炳章进山与土匪
接洽，这些乡绅当然和土匪有干丝万缕的联系，但谁也不愿给官府提供“通匪”、“资匪”的证据，官方为此说尽了好话。党、李二人遂择日进山，告诉众匪首:“你们这次祸闯大了，外国兵舰已开到南京，听说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地方上可要遭殃。官府也十分着急，官军认为丢了面子，准备强攻，望诸位为乡里想一想，众匪首闻言都很紧张，二人趁机进一步劝说: 我们看现在不如与官府接洽，趁机招安，图个功名，也不枉混了这么多年，也给官方一个台级可下，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孙美瑶率众匪劫车，原是无路可走，想借此机会挟制官府，趁机招安受编，因此听了党、李二人话后，众匪首又经过一番商量，提出:“要谈判官军必须后撤解围，谈判要有洋人和本地绅士参加，以做证人。”党、李二人大喜，即下山向官方交差。
北京政府和绑匪方面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5月15日，谈判地点是中兴煤矿公司，官方是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几个条件：
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都可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原先匪方鉴于以往官方曾有过背盟杀降的事情，民国8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咎既往为条件，收编一支匪军，后来匪首17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补充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谈判成功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情愿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
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打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劝他们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们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来是看喧哗的，他每天坐在“花车”上玩雀牌，根本未过问所有的事情，只拣了一个好时间打出那个美丽的电报，当他接到北京“劝阻”的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回返北京。
1923年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却变了卦，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所签订的和平条件，宣称必须政府军完全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条件。
孙美瑶的变卦是因为看准了官方还会让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签订的和约。这一来，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继续谈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县、邹县、峄县为他们的势力范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
匪方条件越提越苛，谈判便无法达成协议，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各方的怨责交集于北京政府。
既然谈不拢，1923年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述职，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主张“剿”，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可是这个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团担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强烈表示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力持异议。田中玉乃亲赴保定谒曹，密告并非真的剿匪，只是由于匪窟情形很困难，外强中干，政府宣布剿匪不过是表面的恐吓，实际则是“明剿暗抚”，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谈判破裂后，果线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期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却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竟也不讲信用，何况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驰名的“勇士”！
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将西俘三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先抱犊崮在地势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两英亩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攀附而上的必须紧抓木桩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饲养，因此有“抱犊”之名。山顶周围掘有壕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三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样。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五岁至八岁不等，匪方视同废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一个个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
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才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慨，一致责备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真是毫无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牵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第一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指示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第一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复原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一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去了。
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主要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慧，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
临城劫车案惊动了中外，无意间使陈调元出了名。陈调元是徐海镇守使，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干他的事，后来因为田中玉等颟顸无能，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齐燮元派人去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那时陈调元年纪还比较轻，人也没有长得像后来那样肥胖，性格爽朗，头脑灵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惯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他到枣庄之后，和孙桂枝、周天伦等几个匪首一谈，便立刻得到了他们的好感。既然之间不能谈得拢的原因主要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情愿“入地狱”的官员。陈调元到了临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大方地拍拍胸膛，情愿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
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第一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需要过多的担心。陈到了山上，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谨，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了不得。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连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招待，实际就是留着作抵押。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原因。陈调元立刻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膊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怀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
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指示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尽力拉拢，显得很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
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步烟消云散。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同意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1923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牵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样一个时间段，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有些文化的他，此刻一定在嘲笑北宋被招安的宋江，把一副好牌打烂，就怨没把握好机会。
起初的800里梁山泊，也具备得天独厚的地利位置，可怎么能比得上自己的抱犊崮呢？
就在孙美瑶高兴地享受自己“绑票”带来的红利时，令他没想到的是，他已经被别人惦记上了。
“绑票事件”让山东督办田中玉颜面尽失，他把孙美瑶当成了自己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不过，他知道这种事不能来硬的，因为此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他要是敢直接黑掉孙美瑶的话，对自己的名誉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孙美瑶收到邀请，也考虑到安全问题，不过他认为有协议可据，又有中外多位高官、名流担保，自己手握重兵，官方不可能自食其言，况且，张培荣又是他新近结拜的师傅。
在张培荣摆的鸿门宴上，孙美瑶被张培荣的手下枪杀，二十多名营以上的军官全部被处死。
事后，张培荣把孙美瑶的头颅割了下来，送到省城济南，被田中玉放在山东省博物馆公开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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